映象财经

　　2015年9月13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开启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篇章。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几轮的国企改革，我国国有企业规模和效益均大幅提升，进入世界500强的数量也已经是世界第二，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企业规模不断增长的背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全球竞争力距离跨国巨头仍然有较大差距，“官僚气息重、市场反应慢、决策效率低”等内部管理上的顽疾也长期存在，“内部人控制、权力滥用”等问题，也让国企经常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意见》指出，增强活力是搞好国有企业的本质要求，坚持增强活力与强化监管相结合。到2020年，培养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意见》要求，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完善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回顾历史，我国国企改革已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 1978 年，国企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向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第二个阶段始于1993年，国企通过兼并重组、下岗分流和债转股等措施，提高了盈利能力，开始建立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第三阶段始于2003 年，国企进行了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产权制度改革；第四阶段始于2013年，以此次《意见》的发布为标志。

　　仔细研读《意见》全文，继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将是下一步国企改革的重点推动方向，也是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的必然路径。其中，做好国企监管上的“加减法”，破除过去“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通病，真正实现增强活力与强化监管的有效结合，对于实现国企改革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有人担心，强化国有企业的监管，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是走“回头路”，会让国有企业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扼杀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从产权属性上来说，国有企业不同于私营企业，其财产属性是全民所有，其效益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钱袋子，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因此，对于国有企业尤其是高管人员的监管，都要比私营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有更高的要求，不仅是业务、经营能力上的要求，也包括价值理念、道德品质上的要求。

　　从欧洲、东亚等国家和地区等国有企业的实践上来说，也是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监管体系，其核心就是防止内部人控制、权力滥用。此次《意见》的第三章“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第六章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都有了更为细化的要求，一方面在公司治理层面，要求“切实解决一些企业董事会形同虚设、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实现规范的公司治理”，“严格规范履职待遇、业务支出，严禁将公款用于个人支出”，从内部监管上要“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督，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另一方面在外部监管上，更是多管齐下，要求“整合出资人监管、外派监事会监督和审计、纪检监察、巡视等监督力量，建立监督工作会商机制，加强统筹，创新方式，共享资源，减少重复检查，提高监督效能。”只有实现内外部有效的监管，才能让高效的组织构架、管理模式发挥协同效应，并最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活力。

　　从国企自身运营层面上来说，强化监管也不是多了个“恶婆婆”，而是厘清监管的边界，纠偏过去对于国企监管“缺位和错位”的问题，既保证国企运营上的公平公正，又能真正实现政企分离，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以国有资本管理公司设立为例，将国企监管由政府—企业的两层管理架构，转变为政府—资本运营公司—企业的三层管理架构，改革后国资管理部门不再是市场的直接参与者，而是市场的管理者和市场次序的维护者，这一监管角色的转变，就是要“不缺位、不越位”，充分尊重企业的法人财产权，有效实行了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使国有企业更多地能够按照相关法律和市场竞争的要求，实现自主决策经营和高效运作。如果说强化监管的“紧箍咒”是做加法，那么这里就是做减法。

　　新加坡淡马锡的成功，证明了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做到跟私营企业一样有效率。其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只考虑推动旗下企业长期稳定发展，不介入日常经营和商业决策，强调长期回报而非短期利益，强调员工和股东利益相结合。

　　通过监管上的“加减法”，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的推出，相信能够以一套科学、严格、有效率的监管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经营管理制度和业绩考核体系，最大程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员工特长和潜力，从而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