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州，这个被视为中国经济晴雨表的敏感地带，在经历了连续12个月的不良贷款飙升之后，正在令银行体系日益难安。

　　7月13日，温州市银监分局称，截至2012年6月末，温州市银行业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高达181.4亿元，比年初增加94.47亿元；不良贷款率2.69%，比年初上升1.33个百分点。

　　“不良率已是连续第12个月上升，创10年来的新高。”12日，温州当地一名金融部门官员告诉本报记者。

　　不良正在蔓延。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温州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余额由5月底的161亿元增加了20亿；然而，在一年前，浙江温州银行业还以不断刷新记录的低不良率笑傲江湖。

　　数据显示，2011年6月末时，温州银行业不良率仅仅为0.37%，当时的新闻稿称，“温州继续成为全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最低的地级市，资产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银行的水平。”

　　同样让人始料未及的还有温州当地大大小小的4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本报记者从温州银监分局获得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4月末，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温州分行不良贷款率从年初平均0.74%飙升至2.03%，其中建行不良率为2.78%，这一数字随后可能再次扩大；而12家股份制银行当地分行不良率平均水平越过3%，深发展和广发位列前茅，不良率高达6.80%和5.45%。

　　一年不到，温州银行业风云突变。7月12日，在民间借贷领域研究15年的温州人行副行长周松山如是告诉记者，“这是自去年民间借贷从‘混业’型（牵涉房地产、担保等领域投融资）企业危机集中爆发至今，逐渐蔓延到银行系的直接反映”。

　　2012年的温州，信用危局尚未划上休止符。

　　被传染的银行资产

　　在经历了去年各式各样的资金变局、倒闭风潮后，温州庞大的民间借贷信用链条再次告急，这或许只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倒下的第一个环节。进入2012年，民间借贷退潮之后，便剩下了可怜的正规军——在这场信用危机中，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能够独善其身。

　　截至2012年4月末，工、农、中、建温州分行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分别较年初上升7.3、5.4、7.9和3.4亿元，不良率分别为1.94%、1.38%、2.19%和2.78%。

　　其中建行当年新增不良集中在4月份爆发。股份制银行当中，除了上述深发展和广发外，交行、浦发、招商、光大也未能幸免，截至4月末，不良率分别为3.11%、3.39%、3.21%和2.35%。其中，深发展、广发和浦发三家银行不良率分别较年初上升3.29、3.24和2.03个百分点。

　　相反，诸如稠州银行、台州银行、宁波银行等城商行还有温州银行、农村合作机构、村镇银行等地方性法人银行，其资产质量较年初并没有出现较明显的下滑，尽管几家城商行不良率一直处于2%-3%的高位，但较年初几乎没有增长。

　　危机如同一面镜子，将民间金融与银行系统的唇齿相依格局进一步清晰化。

　　在一位国有大行总行内控部负责人看来，当前的问题比2008-2009年要严重得多，当时企业信用崩盘发生的面积比较小，地方政府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对于出问题的企业出台了免税、划地等优惠政策；而这次大背景几乎是全国性的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地方政府救助能力有限，企业由此加速危情。

　　申银万国一份调研报告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受影响更多不是实体经济，更多的是贸易公司。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下跌，贸易和资源类企业冲击较大，但实体经济影响并不大，订单影响也不明显；然而，2011年的情况是大宗商品在波动、出口严重受阻、生产型企业的需求跌得更加厉害。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宁波当地银行人士表示，企业订单回升和开工情况成为银行重点关照的数据；而随着温州大规模民间借贷崩盘，一位建行总行人士也告诉记者，“民间借贷从企业报表上很难发现，民间股权关系也说不清，现在银行对股权关系也加大了审查。”

　　由此，与银行不良贷款飙升同步的还有银行越来越谨慎的放贷行为。

　　“很多企业在硬撑”

　　过去一年，温州以往抱团取暖的经营模式亦正随着不断崩盘的民间借贷悄然发生改变。受访的多家银行人士明确表示，信用环境的告急对温州打击很大，重建信用环境也并非一朝一夕。

　　在整个信用体系告急的背景下，过去数十年，流行于温州的企业互保模式几乎遭遇灭顶之灾。过去，企业向银行贷款，必须有3家或3家以上企业组成担保联合体，其中一家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后，联保企业需承担还款连带责任。“如此犹如一个毒瘤引发了系列的霉变是一个道理。”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温州市某电器企业发生危机，涉及到为其提供担保的5家企业。银行在发生贷款风险时，一贯采取强迫“风险转移”措施来化解自身风险。发生危机后，各大银行不管贷款期限是否到期，竞相采取的措施就是让担保企业先行偿还，从提供担保企业银行账户上直接扣划所应偿还的银行借款。

　　这种时刻，银行收贷冲动其实是一种与生俱来般的特性，由此，即便地方政府协调小组时时介入调停，但依然“防不胜防”。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温州腾飞化纤制品有限公司（下简称“腾飞”），该公司老板向穗岚（化名）经营企业20年，第一次承受着七八家银行的追债。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误会，因为替人担保背上黑锅，我实在很不甘心。”她在电话里向记者述说了受累借贷危机，由于腾飞参与互保的企业当时发生重大危机，包括民生、招商、光大等银行，以及龙湾区域内的农村合作银行，大致有七八家银行闻讯纷纷对腾飞启动催收行动，最终导致腾飞陷入资金链困境。

　　“通过互保措施，银行的风险化解了，但提供担保的企业债务一夜之间增加了不少，导致中小实业型企业的倒闭加剧。”上述担保公司负责人称，企业从银行贷款大多采用捆绑担保方式，一家企业出现危机，影响整个担保圈、担保链，并开始波及金融机构。

　　以浙江奥德康仪器仪表公司（下称“奥德康”）为例。

　　2011年在温州、乐清引起轰动的三旗集团（本报在去年事发同期曾做详细报道）危机中，奥德康正是当时为三旗集团提供担保的企业之一，其总经理郑巨飞后来因此为该公司偿付了浦发银行和温州银行共计685万元的担保额度。

　　“在这危难的时刻，郑巨飞还债却给自己的企业和本人引来了倾覆性的灾难。”一名自称熟知郑的城商行支行副行长告诉记者。

　　替三旗集团偿还了685万元的担保债务之后，奥德康欠下上千万元。他不得已以2000万元的价格卖掉了赖以生存的厂房，并偿还了所欠某国有银行温州分行1500万元的债务以及其他社会上的高利贷。

　　资金链越抽越紧，最终在2011年9月2日，郑巨飞被乐清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整个过程中，银行的坏账均在资产完全处理后才逐步呈现出来，贷款不良率也逐步累加。

　　“现在是暗流涌动，因为尚未到期，我们还无法预知到底会是何种程度的危机。”某股份制银行温州分行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目前银行的摸底情况显示并不乐观，“很多企业在硬撑”。企业在勉力支撑的同时，银行是否会续贷最终将决定企业的命运。

　　正如郑巨飞的奥德康一样，一方面企业资金高度紧绷，一方面银行不再续贷甚至提前收贷，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失去融资能力和还款能力，造成了恶性循环。

　　来自宁波银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末已有70余家企业负责人出逃或向市政府申请保护事件，涉及银行信贷资金高达9.3亿元。

　　企业主大面积出逃的现象作为资金面紧张形势下存在破产风险隐患的缩影事件，对辖内银行信贷资产的安全敲响了警钟。在当前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下，企业倒闭或“猝死”的个案频现，而且该类企业风险极易通过担保互保链条“传染”到一定区域内的相关企业，使潜在不良风险隐患扩大并加速暴露，造成银行信贷风险急剧升温。（李伊琳 史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