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将外汇储备财政化非常难
在欧元区国家主权评级依然风雨飘摇之时，亚洲国家的主权信用却有稳定的预期。
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Poor“s)董事总经理、主权评级委员会主席约翰 ·钱伯斯 (John Chambers)4月2日在博鳌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亚洲国家能够及时偿还政府债务，其主权信用评级具有稳定的预期，”风险很大程度上是被平衡的。
钱伯斯是去年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之人。标普主权评级委员会负责对128个中央政府、20个多边和次区域开发银行，以及20多个国家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其他公共政策金融机构的评级。
标普对国家主权信用的评级有诸多衡量标准，包括政治体系、经济结构、增长预期、财政政策、货币灵活性和外资头寸等。钱伯斯说，标普降级美国、法国和日本的这些因素，也同样对中国存在潜在影响。
亚洲国家评级较欧元区稳定
《21世纪》：亚洲国家的评级情况如何？与目前仍然没有脱离债务危机的欧元区相比，有什么特点？
约翰·钱伯斯：在目前评级状况下，我们认为亚洲国家的政府会及时偿还债务。我们努力去发出这样的展望信号，有些国家要上调评级面临着压力，或者面临评级下调的压力。比如，我们对菲律宾的BB评级有正面的展望，我们对日本AA-评级有负面的展望。
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我们对亚洲国家的评级具有稳定的预期，它们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被平衡的。比如中国的AA-评级，具有稳定的展望。欧元区的国家则不具有稳定性，无论评级是上调或下降。
中国评级考虑地方债
《21世纪》：外界普遍存在对中国地方债务膨胀而可能发生危机的担忧。您是否同样也有这种关切？
约翰·钱伯斯：在财政刺激计划的语境下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在2008、2009年遭遇艰难时世。政府由此通过从银行系统到地方投资平台的链条来展开财政扩张。我们的观点是，这些看起来有效的投资并不都是有价值的；同时，最高占GDP30%的相应贷款也需要时间来起效。
我们基于这样的预期：中国经济以个位数的实际增长和两位数的名义增长得以继续。只要这个预期存在，我们对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问题没有特别的关切。
《21世纪》：地方政府债务情况是否会影响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
约翰·钱伯斯：我们关注地方政府的债务量。我们通常使用一般性政府的概念，会选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起考虑). 这的确会使政府债务(的指标)上升。尽管如此，这些债务是用于有效的资产和社会转型的。
集中化决策也可能带来摩擦
《21世纪》：您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从标普降级日本、法国和美国主权信用的衡量标准来看，中国也受到潜在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政治体系、经济结构、增长预期、财政政策、货币灵活性和外资头寸。请解释一下这些因素在中国表现如何？
约翰·钱伯斯：实体经济上，中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的迁移也非常成功。农业从传统上的低效产业到现在的高效产业。中国拥有非常好的投资回报，虽然有所下降。经济领域的改革也卓有成效。这些主要改革造就了30年的经济增长。
在财政政策上，政府公布的财政赤字相当温和，但是很多的财政刺激没有进入预算，而是进入了银行和国有企业。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拥有大量的利润，但是他们并不进行大量分红。这(国有企业)还不是“公共钱包”。
政治体系上，如果中国是一个不良的政策体系，那不会换来30年的经济增长。当然，政策制定的权力来自于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集中化的体系。当这个体系强力运转的时候，就会有好的结果。但是，这样集中化的政策制定体系，偶尔也会带来也可能带来摩擦，这可能将中国导向另外一条路。
难将外汇储备财政化
《21世纪》：在货币政策上如何评估中国？又如何处理好巨大的外汇储备问题？
约翰·钱伯斯：在货币政策上，中国没有完全的自由来设定，一些政策受制于挑选挂钩的货币。同样，也没有完全的市场决定的利率来适应资本账户。
中国的外部头寸非常强劲，大多数来自于国有部门，来自银行和私人部门的并不多。同时，外汇储备也非常高。这一点要非常小心。因为除非中国遭遇某种危机，要将储备财政化是非常难的。在人民币与美国并不具有同等价值的时候，并不能简单的将这些储备的钱拿回来投入经济领域中。
在外汇储备问题上，不要将货币型储备与财政型储备混为一谈。你需要借钱来为货币型储备提供资金，这会造成巨大的财政成本。这个成本主要来自于银行，而不是中央银行。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卖掉这些储备，把钱拿回来而不造成高通胀。所以，这给中国带来了货币的外部灵活性，但是没有带来财政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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