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中国反垄断执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不仅因为反垄断法实施六周年，更在于对一些违法企业的重拳出击，比如对12家价格垄断的日本车企处罚12.35亿元，引发舆论对“反垄断新常态”的点赞，但也有人因此疑惑——中国反垄断为什么突然加码？有没有内外差别？存在“内幕”吗？

　　就此，笔者专访了反垄断执法的“龙头老大”——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从相关负责人那里了解到，“内幕”绝没有，“隐情”真不少。

　　先拿“内外有别”来说。事实上，中国反垄断执法是先从国有企业开刀的。从茅台、五粮液，到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微博]，哪个案子不是依法调查、严肃处罚？而之前，奶粉、平板电视等涉案行业中，同样不乏外企身影。案发率、处罚力度并不存在人为的歧视，压根没有什么“内幕”。最多不过是近期媒体的持续跟进、集中曝光，给人以“合成谬误”的印象罢了。

　　其实，不仅对国企、外企一视同仁，哪怕是胆敢“欺负”外企的行政部门，执法者也从未手软。比如，发改委近期处理的“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就来自年初韩国驻华大使馆的“告状”——反映河北对本省客运班车实行优惠，幅度达50%，而天津的一家中韩合资企业未能享受该政策。发改委调查认定这属反垄断法所列歧视性收费，目前已经发送执法建议函，责令相关部门改正。

　　再看“选择性执法”。反垄断法规定，举报采用书面形式并提供相关事实和证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查。所以，很多时候，执法者才是依举报出击的“被选择”，而不是相反。据介绍，欧盟商会曾发布“对中国反垄断执法的声明”，为违法的企业叫屈鸣不平，之后又发函希望与执法部门“交流”，被严词拒绝。就连美国财长也坐不住，据说还给汪洋副总理写信，诉说咱们反垄断调查对美企的影响云云。甚者，还有吃里扒外的，比如社科院“砖家”张昕竹，拿了高通[微博]公司每小时800美元的咨询费，替人家说话，最终还被人家出卖……

　　看到吧，没有“选择性执法”，却招来“选择性批评”，背后还是利益的纷争，是一些境外组织有计划的联手反抗。

　　对内，严格执法，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对外，据理力争，为企业“走出去”清障、除碍，这是各国政府的共通职责。然而，反垄断执法是个技术活，不能够“空手套白狼”，得有真刀真枪甩开膀子的本钱。与国外执法机构相比，我们的查处范围、力度还远远不够，执法力量薄弱且分散。拿发改委反垄断局来说，40个编制中只有一半专司反垄断，每人手头压着几个案子、数条线索。并且，因历史原因，反垄断既没有执法装束，也没有执法车辆、设备，去企业调查甚至被当做冒牌敲诈。突击高通公司，执法人员抱着大量涉密材料打出租车回来，非常危险，只好自嘲为“平民执法队”。

　　执法范畴有狭义、广义之分，如果说狭义执法上的困难，经过努力还好克服，更广意义上的反垄断，只能靠体制机制的改革。执法中的不少阻力，并非来自企业，而是来自监管部门。比如正在调查的陕西证券佣金案，监管部门就有“护犊子”的嫌疑，令执法处处掣肘。一些政府部门与被监管者之间，“剪不断、理还乱”，少数干部的老婆孩子、七大姑八大姨，不少在被监管企业上班，如何公正执法？天下事，难就难在法之必行，反垄断法从一纸宣言到尚方宝剑，考验执行更呼唤改革，前路真是漫漫。

　　“中国的大门打开了，会越开越大，绝不会关上。”这扇门内，反垄断执法远未“过了头”，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不断增强执法的独立性，增进执法所需的人、财、物力，才能创造出更多的“拂晓行动”，更多的“零点突袭”。之所以如此执着，是因为我们坚信，破除垄断，方有企业成长、技术进步、市场繁荣，活力之源，就在公平公正的充分竞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