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入川:乡镇干部抓壮丁 每个县有几千名额
从东至西,2000多公里的路程。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产业转移,终于让中国三十多年恒定不变的、由西向东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发生了逆转。
在成都火车北站登上成灌快铁(成都至都江堰)的“和谐号”动车,花 17分钟就能到达成都西北部的郫县红光镇。动车飞驰,车窗外闪现的沿途风景十分类似:一片又一片的白色厂房,间或夹杂几块绿色的田地。
成灌快铁正好穿过肥沃的川西平原—据说,这里的土地“随便撒下一把种子就能长出庄稼”。但从2003年起,这一地区被划入成都市的高新西区,沿途的农耕景象已经逐渐被大兴土木代替:土地被铲平、高高的塔吊竖立起来、打桩机震动着地面……一方面,沿海城市土地、人力等成本持续上涨;另一方面,内陆地区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使得原先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设厂的企业纷纷西迁。从成灌快铁红光站往南3公里,坐25元的“黑的”,就来到合作镇,全球第一大电子代工厂富士康便落户于此—这是四川省有史以来引进的最大项目。
成都市在2009年10月和富士康正式签约,第二年7月,富士康的iPad项目在成都正式投产。当时,郭台铭宣称,2013年成都生产的iPad将达到1亿台,富士康5年后用工量将达50万人,年产值6000亿元—为此,成都市政府大开方便之门,在土地、税收上为其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
来的不仅仅有富士康。全球第二大笔记本电脑代工厂台湾仁宝(2010年营业额293.39亿美元、2011年《财富》500强排名第339位)也从苏州搬到成都;2011年2月,世界知名笔记本电脑代工企业台湾纬创集团(2009年营业额171亿美元)投资5亿美元在成都双流县建厂。富士康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也纷纷跟随着它的脚步,在成都设厂 。
2010年国庆节,四川自贡人王强开着花了11万元买来的大众朗逸,从广东东莞出发,途经湖南、贵州,耗时32小时,抵达成都。追随着富士康西迁的步子,他举家搬回成都,告别了已经打工十多年的广东。
穿着白衬衣的王强,32岁上下,外表看起来清瘦、干净。他在台资企业正隆纸业工作了整整10年,从最普通的底层工人做起,已经升到了经理级别。有着50多年历史的台湾正隆纸业是台湾最大的纸业集团,是富士康的配套企业,双方合作已经有十几年历史,正隆纸业负责为成都富士康生产的iPad提供外包装盒。
正隆纸业成都公司位于双流县西航空港开发区,两层半的厂房掩映在绿树丛中。厂门口贴着一副对联:“事业兴旺步步高,前程似锦年年好。”横批:“百业兴旺。”工厂内机器隆隆作响,苹果迷熟悉的白色iPad包装盒,一个接一个地走下流水线,从这里出发,送到38公里外的富士康成都工厂,装上iPad,开始它的全球之旅。
而在东莞租房住了十多年的四川人王强,终于回到了故乡。他在距离工作地点10公里的双流县城,买了房,安定下来。
从东至西,2000多公里的路程。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产业转移,终于让中国三十多年恒定不变的、由西向东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发生了逆转。劳动与人力资源专家、四川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郭正模教授对我说,目前四川省的省内务工和省外务工劳动力输出已经从4:6变为5:5。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中国的沿海发展战略,引起劳动力由西向东的跨区域转移—这就是第一波民工潮。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劳动力的流动从原先的限制变成全面开放,由政府主导进行大规模输出,四川每个县都有劳务输出办。输出分为省内务工输出(即省内跨县市输出)及省外务工输出。2005年,四川劳动力总输出达到峰值,共2300万人,其中省外务工输出为1300万人,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唐和山东等渤海湾地区。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四川进行灾后重建,以高速公路、铁路建设为主的基建投资力度明显增加,省外务工输出比例开始发生下降。到了2010年,以富士康为首的企业从沿海转移到四川,标志着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投资环境明显改善,省内务工与省外务工输出比例会逐渐变成对半开。郭正模教授说,5:5这一比例在“十二五”期间将逐渐演变为6:4。
“考虑到一部分省外务工的劳动力已经在当地城市结婚生子,6:4这个比例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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