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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前瞻：监管“前提”混业事项 学者预期协调强化 

　　事关全国金融工作调整和布局的节点性事件正在不断临近。

　　据日前多家媒体报道，五年一度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于本月14日召开。记者亦从多名接近监管层的行业协会、机构人士处证实上述会议不日即将召开。

　　记者同时获悉，为了准备此次会议召开，一些监管部门正在将其涉及监管协调、混业领域的事项安排进行“前提”。

　　“目前的确正在等待会议的召开，这个会议过去通常都是在年初，这次搁到了年中。”7月10日，一位接近监管层人士表示，“我们之前有一些工作想在月内完成，目前都加紧节奏提到了上一周。”

　　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获悉，混业金融领域潜在的风险问题仍是业内关注的重点。此外，多位业内专家认为，现有金融监管体制的协调强化也有赖于相关立法的完善予以配套。

　　“防风险”被重点关注 

　　自“十三五”规划提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后，有关金融监管体制调整的猜测便始终不断。

　　业内专家指出，随着金融混业化的加剧，当期金融体制调整的内在需求也不断上升，而监管层已对此进行大量调研准备。

　　北大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7月10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整个金融行业从分业向混业转变，体系的多元化发展要求体制进行转变，根据需要建立符合发展方向的体制。

　　对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力度，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也在7月1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监管层）前期已经做了大量调研、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前期工作，有关认识的统一、提高，方案的讨论、形成就更加关键。”

　　而部分高风险的金融领域，成为了当前金融体制改革预期中被关注的重中之重。

　　“金融风险由传统的信用风险向市场风险发展，无论哪个机构都面临一定的风险，要根据它们不同的性质加以防范。”曹凤岐指出。

　　“风险积累最多的领域，要分析是由自身内部管理不善造成，还是缺乏外部监管等造成。”赵锡军表示。

　　赵锡军同时认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需要解决原有金融生态存在的高风险、高杠杆等问题。

　　“金融是服务于经济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金融也发展到了相应的阶段。”赵锡军说，“需要认识并理解这一变化，学会适应，找到新的发展机遇。过去追求规模扩张、速度至上的服务方式会带来高杠杆、高风险，影响金融安全，而转向以质量、效率为目标的服务方式则需要相应的监管。”

　　“现在金融创新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各种复杂的业务创新出现，包括各类跨市场、跨机构的业务中包含的风险更加隐蔽和复杂，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监管的难度，甚至有部分监管覆盖的领域，存在监管缺失的问题。”7月10日，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这就需要对监管体制进行改革，根据其风险的形态特点进行相应防控规划，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重，要对风险引爆点保持高度的警觉性。”

　　值得一提的是，7月4日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也表态将通过强化功能监管和政策协调性来预测、防控金融风险：“下一步联席会议将强化功能监管、综合监管和行为监管，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继续加强对跨市场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强化对重点领域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的政策协调和行动配合，着力提高风险应对处置能力。”

　　协调组织有望浮水？ 

　　在受访的业内专家看来，以一行三会为基础构建新协调机制，或大概率成为此次金融工作会议有关强化协调监管的方向。

　　7月10日，曹凤岐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就指出，对于监管协调机制的改善，可能会通过“成立联合的一行三会行政机构，协调重大决策”来实现。

　　“要针对金融领域核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要判断其在现阶段的表现及由什么原因造成，然后做相应的制度安排，还要对未来金融业怎样服务实体经济做出判断和规范。”赵锡军指出。

　　潘向东则指出：“新监管框架既要能全面覆盖金融监管漏洞，实现监管效率的全面提升，又要能进一步推动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与公平，还要能充分顾全到现有利益格局，需要智慧与能力并重。”

　　而在多位专家看来，金融体制的调整改革除安排新的组织机构设置外，更需立法层面的保障。

　　“服务的对象发生改变，需要对应的立法保障其健康运行。”赵锡军说，“过去的风险表现、运行环境等不如现在复杂，因此旧的法律法规可能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要服务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则需调整相关法规。”

　　“涉及法规立法，也需要根据发展不断修改，适应需要，而且要加强执法力度。”曹凤岐表示。

　　具体而言，同一金融产品归属不同金融监管部门带来的监管割裂问题，就需要通过配套立法进行修正。

　　“例如《证券法》规定股票、公司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由证监会监管，但本质属于投资基金性质的银行理财产品却归银监会监管，这不利于保持投资基金市场的完整性。”潘向东表示，“从这个角度看，金融体制改革需要涉及金融法规立法建设，以更好地实现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并举，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