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财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一带一路”涉及的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资金需求量比较大。钱从哪里来成为市场关注的话题。

　　5月11日，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潘光伟携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601398,股吧)和中国银行的高管一同出席了国新办发布会，并对银行业如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在资金融通方面采取的举措、成效及风险状况等问题进行了回应和深度解读。

　　潘光伟表示，中资银行制定多项信贷政策及措施，通过银团贷款、产业基金、对外承包工程贷款、互惠贷款等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合理引导信贷投放，一大批标志性工程相继开工，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涵盖公路、铁路、港口、电力、通信等多个领域。仅2016年中国在沿线国家新签订的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就达1260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亿美元，这些项目的承接和实施都离不开银行的资金支持。

　　据介绍，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充分利用多边金融合作机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贷款余额已达2000亿美元。中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年底授信支持1000亿美元，跟进境外重大项目420个。工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储备412个项目，总投资金额3372亿美元。

　　潘光伟表示，截至2016年末，共有9家中资银行在2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62家一级机构，其中包括18家子行、35家分行、9家代表处。中国银行业协会也在积极筹建设立伦敦代表处，牵头筹建的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即将成立。

　　构建互补性金融服务体系 

　　资金融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潘光伟也表示，因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项目资金需求量大，期限长，所以需要构建一个由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国际性开发机构组成的多元的、开放式的金融服务体系。

　　潘光伟提出，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功能定位不一样，在支持“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发挥其各自的优势、特点、功能，逐步建立功能互补、优势特色明显的开放性金融支持保障体系，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长期的、市场化的、互利多赢的金融保障支持。

　　国开行副行长丁向群表示，国开行以国家信用为依托，能够筹集到长期、稳定的金融资金，能够匹配“一带一路”重大项目的大额长期资金需求。其次，国开行作为开发性金融，是以市场化方式来运作，在项目中注重风险可控和财务可持续。保本微利，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样便于降低项目的融资成本。

　　截至2016年底，开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600亿美元，余额超过1100亿美元，重点支持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等领域。

　　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孙平也表示，政策性金融特别是进出口银行的“两优”贷款一旦进入以后，开发性金融也愿意进来，商业性的金融自然也可以进来，这样可以起到风险分担的作用。

　　据孙平介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进出口银行支持“一带一路”项目1200多个，签约金额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

　　工行副行长张红力表示，目前工行已累计支持“一带一路”沿线项目212个，承贷金额674亿美元，同时还拥有3372亿美元的项目储备。

　　据中行副行长许罗德介绍，中行还探索了“开发性金融”+“商业金融”+“信用保险”的可复制推广模式。

　　他表示：“赞比亚缺电，想要建一个燃煤电厂，电厂规模是2×30万千瓦。投资方先要解决煤炭的问题，他们通过开发金融的方式获得了煤矿若干年的开采权。同时，中国银行和一些商业机构为电厂和输配电设备的建设提供融资，和工行等六家银行提供商业性融资，解决发电、配电、送电的资金来源。然后中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信用保险。这样开发性金融加上商业金融加上出口信用保险形成的组合解决了赞比亚电厂的建设问题。”

　　许罗德表示，中行跟进的“一带一路”的大型项目有460个，提供的授信支持680亿美元，由此撬动的投资超过了4000亿美元。

　　潘光伟表示，对“一带一路”沿线项目我们要区别对待，进行有效筛选、合理评估，分类施策。对一些政策性项目，需要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参与和支持，按照国际惯例，该托底的要托底，该贴息的要贴息。对于商业性的项目，要按照市场化、可持续的原则，确保以互利共赢和项目自偿的原则运作，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项目进行授信、尽调和融资。

　　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 

　　也有人认为，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银行业向一些国家提供贷款，实际上加剧了对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

　　对此，国开行副行长丁向群表示：“国开行的贷款十分注重项目的自偿性，主要是以项目自身产生的现金流作为还款来源，所以并未增加项目所在国财政负担。”

　　对少数主权类贷款，丁向群表示，国开行对合作国的财政状况和主权信用等级等方面是有严格要求的，对这些国家的授信额度以及贷款集中度等有着严格的限制，这样可以从源头上把住债务风险。对于一些重债穷国的贷款，都是在IMF控制的贷款额度之内，包括贷款利率、贷款期限等贷款条件也与IMF的要求一致。

　　孙平也表示，进出口银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国别风险管理体系，对每一个国家都设计了一个债务上限，当贷款接近上限的时候，就会把握放款的节奏，认真评估每一个项目。

　　但孙平同时强调，并不是说达到上限以后就不支持了。“我们认为债务的可持续要建立在经济的可持续上，如果你不帮它把经济发展上来，那么将来它的债务也是很难持续的。这些特殊国家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意义特别重大的项目、经济效益特别好的项目，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法律以及金融监管政策都有较大差距，银行业在海外业务的拓展中，风险也不容忽视。

　　潘光伟认为，银行业面临的风险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是信用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项目期限比较长，投资需求量大，部分项目经济效益不明显，传统的商业银行贷款期限都比较短，有的5-10年，所以存在着一定的期限错配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情况不太一致，有的企业履约还款的能力存在着不确定性，所以有信用风险。

　　其次是市场风险，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世界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不一致，溢出效应比较明显，国际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的动荡、变动比较大，对银行业管控市场风险能力提出了挑战。

　　第三是合规风险，随着我国的银行业“走出去”，面临更多的问题是如何遵守国际监管规则和当地的法律法规。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监管机构对一些国际性的大银行都开出了天价罚单，所以潘光伟提醒银行应注意合规风险，特别是反洗钱、反恐等方面的监管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