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到2035年，澳民众的退休年龄将从目前的65岁提高至70岁。澳大利亚被称为“幸运之国”，民众享受着高福利下的优渥生活，此次延迟退休无疑刺痛了“幸运国民”的神经。

　　近年来，澳大利亚资源出口减速，国民经济受到影响。与此同时，高福利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令政府颇为头疼：许多身体健康的人不去工作，反而依靠补助金生活，给国家财政“雪上加霜”。此外，随着医疗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类寿命大大延长，而澳大利亚目前沿用的退休政策制定于百年之前，显然已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同时，澳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全国8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将从目前的1.7%增至5%。

　　当领取养老金的人口数量和领取时长都超过了此前退休政策的设计范围时，养老金资金池势必入不敷出，成为政府“无法承受之重”。澳财政部长霍基就表示，今年养老金支出已经升至720亿澳元，甚至超过了国防支出，为了养老体系可持续发展，延迟退休势在必行。

　　事实上，老龄化问题已成为一些发达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无论是日本遭遇“失去的20年”，还是欧洲国家备受债务危机袭扰，或是美国难以跨越的“财政悬崖”，这些经济困局背后，人口老龄化都是成因之一。因此，许多发达国家开始打“延迟退休”的算盘，以期解决劳动力短缺和国家财政紧张的问题。去年12月，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宣布，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把退休年龄推迟至68岁，40年代末延长至69岁，英政府在未来50年中将节省5000亿英镑开支。

　　当延迟退休成为化解经济困局的“药方”，如何在政策施行过程中，兼顾公平性与可持续性，就成为政府必须考虑的事情。澳大利亚此番延迟退休之举，最受人诟病的便是年龄上的“一刀切”。有学者认为，不同行业所付出的劳动力成本不同，如建筑工人、消防员等都是对体力消耗较多且危险程度较大的职业，不区分劳动力类型而统一延至70岁退休有失公平。同时，政府也应为那些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的老年人提供配套的医疗保障，确保其精神和身体健康，而目前澳政府对医疗投入和延迟退休年龄间关系的研究较为缺乏，政策的可持续性不免令人担忧。

　　此外，长远看来，延迟退休对政府刺激经济增长、持续增加工作岗位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当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继续工作，越来越多的行业机械化升级后，缺乏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可从事的工作岗位将被挤压，这或将成为澳社会新的“阿喀琉斯之踵”。正如澳专栏作家梅恩所说，延迟退休关系着社会金融体系、医疗体系、社会结构、劳动力市场等诸多方面的事务，也影响着社会中每一个劳动者的未来。柔性、渐进地延迟退休年龄，和生硬的“一刀切”政策相比，更能积极、稳健地释放社会的人力资本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