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称“儿慈会”)陷入到总值达48亿的“洗钱”嫌疑中。12月10日晚间，这家由民政部主管的公募基金会回应称，这是财务人员多计一个“0”造成的失误。但最早质疑这些数值的媒体从业者周筱赟仍对回应表示怀疑。

　　媒体从业者周筱赟在微博中截取了儿慈会《现金流量表》的两个科目。依照周的理解，有超过48亿的资金以“其他与业务相关资金”名义通过儿慈会账户，但却没有进入到日常业务活动或投资中。周认为这让人觉得很像“洗钱”。

　　儿慈会方面说，这是闲置资金多次多批买入银行理财产品的累计额，仅有4.75亿，但财务人员在计入时写成了47.5亿，因此自动生成了错误的报表。这个差错发生在今年2月。而历经富有经验的主任会计师，并有数十位业内资深的理事监事背书，一路送到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机关顺利年检——也没人试图更正这些信息。

　　周筱赟仍坚持认为，儿慈会账面上的疑问，不仅是小数点标记错误的问题，因为报表中“‘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数高达4,766,273,045.02元，‘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有4,840,617,722.28元”，这些数字末尾并不是整数。

　　《现金流量表》一个科目中的资金额，可能是一个年度内同性质的资金反复计入的数值。比如相关账户中有47.5元现金，假设在一年内不断投资(支付)和兑付(收到)各1亿次，也会被计入47.5亿的数值。如果以现报表中“支付的其他”现金减去47.5亿，该会计科目中另有90617722.28元。儿慈会发言人姜莹对本报记者说，这些资金一部分用于其他短期理财，一部分属于业务周转或退还款项。

　　在暂时没有银行对账凭证的情况下，本报向儿慈会财务部门询问以下信息：一是用于理财投资的资金为何未计入“投资活动”和“短期投资”中？二是理财投资的资产配置情况和年化收益率？三是在2010年没有结余，2011年现金捐赠收入约6000万元，同时有近10个专项基金使用儿慈会账户统一资金拨付情况下，还能多次周转资金进行投资，儿慈会如何平衡理财收益和项目效率？

　　姜莹向财务部门核实后说，总值超过4.75亿的理财资金的年化收益率在3%-4%，所有资金均配置在中国银行发行的7天、21天等短期理财产品中。“没有存续超过3个月的产品。”就资金未编入投资项目的问题，则是财务人员认为，基金会账户即在中国银行开设，这些资金没有变为债券等形式，在回笼后又直接投入到业务活动，因此没有计入投资项。

　　一位非会计专业的民政部咨询专家称，非营利组织相关财务准则中，就短期投资的描述中，也没有提及这类短期理财产品，但依照一般情况，这类行为应该属于短期投资。这些资金进出编入经营活动不涉及税收问题，而如果是短期投资的收益，依照现行法规则仍要缴纳25%的所得税。据本报记者了解，其他基金会亦有类似编制方式，非营利组织的投资收益的税收减免问题已经在业内争论多年。

　　就投资冲动会否影响项目资金拨付效率，姜莹说，每一个专项基金要在年初提交工作计划，在计划中的业务和费用，在单笔5万元以下支出经专项基金项目官员签字可以实时转账。5万-10万元需由儿慈会秘书长签字。10万-30万的支出由理事长审批。30万以上需要经理事会同意。“我们理事长秘书长坐班天天都在。”姜莹说。

　　如果此事仅源于一次数字错填，其暴露的监管问题也令人狐疑。一家中国非营利组织编制的财务信息，至少需要经由专业审计事务所、组织内部的监事会和理事会，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四重审核。儿慈会在今年2月开始进行财务审计，3月送交理事和监事参加的年度会议，经一致通过后编制为年度工作报告，交由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发展促进司(业务主管部门)和民间组织管理局(登记管理机关)进行“年检”。

　　儿慈会官网发布的年检材料显示，除民间组织管理局尚未签章外，其他内部和外部的监管方都在附带有“48亿”数值的财务报表等资料上签字表示没有异议。未能参加今年3月理事会议的理事王振耀说，会建议理事会尽快解释这些问题。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一位主任审计师和已离职的一位审计师就报表出具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书面意见没有涉及48亿数值。但有两人签字认可的年检资料中也沿用了这一数字。该事务所是多个部委推荐的非营利组织审计机构，承担了数家在民政部登记公益基金会的审计工作。

　　如果儿慈会提供的资料就有差错，审计师为何没有发现和提示？负责儿慈会和诸多同类项目的主任审计师李征回应本报记者说，“我在外地，需要回去调阅工作底稿，再告诉你们是什么情况，这件事件我会向注册会计师协会和相关部门汇报。”审计师叶炜波电话中拒绝对她的工作发表评论，据该事务所办公室人员称，“相关情况以基金会方面为准”。儿慈会姜莹认为，相关报表中的错误发生在审计前(而不是后期加工时出错)，“只是他们也没有审计出来。”

　　多家组织合作发起基金会中心网(CFC)，有集成上千家基金会财务数据的查询系统。首席执行官程刚曾对本报说，他觉得基金会提供财务报表的质量不高。“经常要一家家打电话去问，(一些报表)连分类项和总数都对不上。”

　　（衣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