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包袱沉重的政策性银行，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下称“农发行”)积极转型，通过大量涉足商业性业务，终于“苦尽甘来”。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农发行总资产、贷款余额均突破2万亿元大关，不良贷款率降至1.33%，去年实现经营利润380亿元。

　　然而，十多年来，一群农发行人始终被扣着“临时工”的帽子，拿着微薄的薪水，没有正式身份，没有加班工资，没有奖金，甚至没有社保。其实，他们的辛勤付出并不比正式工要少，许多人迄今仍是所在分支机构的一线骨干。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风华正茂的临时工们已经步入不惑之年，他们见证过农发行最艰难的创业时期，奉献了青春，并熬到了农发行蜕变的今天，但他们自己的人生，仍然处于边缘地带。

　　遗憾的是，2008年正式生效的《劳动合同法》未能改变农发行临时工的命运。如今，《劳动合同法》进入修订程序，约束劳务派遣成为重点，他们的命运能够因此获得转机吗？

　　严红的故事

　　那是在1999年初，21岁的严红高中毕业不久，进入农发行中部地区某支行担任文印员，一个月工资300元。在那个劳工用工法规尚不健全的年代，起初严红并不知道自己是临时工。

　　“即使后来知道是临时的，心情却是愉悦的，全行9个临时工，工作和生活都很充实。”严红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描述道，建行之初的工作很繁重，记忆里经常加班。“这反倒让人欣慰，我是不可或缺的人，是在为社会为单位做贡献。”

　　现实是残酷的。尽管屡屡被评为支行先进工作者，严红渐渐意识到临时工与正式工的不同，三四年过去了月薪还是300元，加班费、取暖费、降温费、值班费等名目繁多的福利却享受不到，连最基本的社会保险也没有。

　　“工作没少干，干得也不错，年年的先进不都是自己吗。看着身边正式工一张张自豪的脸，心里却有一股悲凉。但干了这么多年，心里确实不舍。”严红说。

　　2004年5月，严红看见了一丝曙光，她被转进“计划内临时工”序列，开始有了医疗险和养老险，包括保险在内的月薪涨到580元。那一刻她感到自己离正式工的距离是那么近，尽管收入差距越来越远。“计划内的，顾名思义就是后备力量，好好干吧，终有一天农发行会承认我的。”

　　然而，严红等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2005年初，根据上级指示，严红所在支行8名临时工需要清退4名，人心惶惶过后，她“幸运”地留了下来。严红没有想到，这仅仅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

　　2006年夏天，严红被告知必须与农发行解除临时工协议，将劳动关系转移到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对于突如其来的变故，严红欲哭无泪，“那时我已经二十八九岁的年龄了，其余3个临时工都签了派遣合同，我只能当那个第4个。”

　　从此，严红以劳务派遣工人的身份，继续在农发行工作下去，每月收入不到千元，依然没有加班工资，没有奖金。严红与劳务派遣公司的合同原本是一年一签，但这两年甚至连劳务派遣合同都没能续签了，是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临时工，“做了13年啊，可能马上要被推给物业公司。”

　　这些年来，严红在支行办公室、会纳部的多个业务岗位上工作过，目前从事文印岗位和办公室电子公文的处理以及档案整理。除此之外，她通过自学取得了初级经济师职称，还考取了会计证和本科文凭。

　　今年1月，严红又一次被支行评为2011年度先进工作者。“这又怎样呢？努力了这么多年，期望了那么多年，我的身份仍旧是一名临时工。”她表示，“据说临时工这个提法早就不存在了，但我真是一名临时工，每一个人都这样称呼我。”

　　7月31日，本报记者致电农发行该分行，其办公室人士表示：“对于这种工作十多年未能转正的临时工，以及同工不同酬的情况，我分行的确是存在，目前还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多少个严红？

　　严红的遭遇，不过是众多农发行临时工命运的缩影。虽然劳动关系早已转移至当地劳务派遣公司或物业公司，他们仍习惯称呼自己为临时工。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数十名“资深”的农发行临时工。这些农发行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分支机构，大多在90年代后期进入农发行，2005年～2007年被推给劳务派遣单位，工作岗位以文印、驾驶、通讯等后勤服务岗位为主，另有诸如严红这样的临时工从事专业工作，包括信贷、清算、会计、出纳和复核等。

　　历史上，农发行成立于1994年11月，继承了农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成立之初，农发行曾经借用农业银行网点代办业务，此后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布局；到1997年，农发行分支机构基本覆盖了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地级市，以及大部分县级行政单位。

　　早期的农发行坏账突出，财力捉襟见肘，为了维持分支机构的运营，这或许是不得不大量使用廉价临时工的原因。与另外两家政策性银行相比，农发行“广撒网”的布局方式显得激进，业务规模远超农发行的国家开发银行至今没有开设二级分行或支行，而中国进出口银行仅有20多家分行。

　　农发行从未公开披露临时工整体数据。这些临时工称，目前农发行单一分支机构临时工多为3～6名，部分机构数量较多，甚至达到十余名。据农发行网站披露的资料，该行现有30个省级分行、300多个二级分行和1800多个营业机构。据此粗略估算，目前农发行临时工数量不是一个小数字。

　　本报记者获得的农发行某地级市分行内部资料显示，该市10多个分支机构临时工总数最高曾经达到97名，2005年清退了26名，此后剩下70名。农发行江苏省某支行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农发行在江苏省共有13个市级分行和80多个县支行，县支行临时工一般3到4人，市行6到7人。”

　　不过，农发行总行新闻处相关负责人近日向本报记者表示，“全行目前正式员工才5万多名，每个基层网点大概一两个临时工，主要是后勤岗位，人数不可能那么多。”该人士并称，农发行总行对临时用工现象并没有统一要求，而是由各地分支机构根据自身状况进行处理，不排除个别分支机构会比较多。

　　农发行2005年年报显示，当年“对全行临时用工进行了清理，共清退临时用工1687人，转化为社会化用工4736人，补签劳动合同311人”。所谓的社会化用工，主要指的是被转为劳务派遣工人的老临时工。

　　然而，据本报记者了解，由于农发行各地分支机构的业务需求与编制不足等原因，不仅大部分临时工继续以劳务派遣工人的形式存在，近年来同时新招了一些临时工进入。

　　据多位临时工反映，农发行内部早就要求临时工不得从事一线业务工作，但许多分支机构仍通过虚假上报信息的方式，使用临时工顶替正式工的岗位，例如某临时工实际上是会计岗位，上报给分行的却是保洁工岗位，“临时工从事会计员工作，只能拿着正式工的柜员卡进行操作。”

　　于是出现了颇为矛盾的一幕：“今年5月份市分行举办‘办公室综合办公平台系统培训’，我作为支行的骨干参与其中，发现有80%的参会者均为临时工，他们负责所在支行综合办公平台的推广和培训工作，并负责系统的顺利上线。”严红说。

　　同工不同酬

　　本报记者从一位临时工手中拿到了一份落款日期为1997年2月24日的《雇用临时工协议书》，根据这份协议内容，注定了他们被边缘化的命运，而此后的劳务派遣合同不过在形式上有所变换，可谓“换汤不换药”。

　　这份协议书第5条规定，“乙方(临时工)不享受正式职工的生活福利待遇，医药费自理，在雇用期间乙方出现的人身伤亡事故由乙方自己负担，甲方不负任何责任”。

　　第9条规定，“甲方有权根据乙方身体健康状况和不良表现提前解除协议辞退乙方”。

　　正是在这样的协议下，这群农发行人长期忍受着的同工不同酬的不公正待遇。在金融业日益发达的今天，金融机构人员收入水平早已稳居各行各业之首，他们却挣扎在最低工资上下，其所得远低于付出同等乃至更少劳动的正式工。

　　本报记者对8省89名农发行临时工调查显示，算上按照最低标准缴纳的各项社保(通常没有公积金)，他们当前从劳务派遣公司或物业公司拿到的实际收入，大多在1000元左右，仅有少数人能够达到1500元以上水平。从进入农发行起，他们几乎从未领过加班费或奖金，而部分临时工至今都没有社保。

　　“临时工能身兼多职，一个干很多人的活，招之即来，所以农发行大量使用低薪的临时用工。”严红说，“我行的司机开车得开，打扫厕所也得干；我管文字打印、复印、电子公文、档案管理，全行微机操作上的难题也找我。”

　　“收入差距那就大了，(正式工)最起码一年是我们的两三倍，还有一些福利我们都没有。”江苏省农发行某临时工告诉本报记者，“我在农发行工作15年每月才1300多元，一年全部收入加起来2万多，正式员工大约在6万多，这还是没有职称的，有职称的还不止。”

　　山东省农发行某临时工自嘲道：“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听说我们在银行上班，都羡慕得很，我们虽然累死累活一个月就八九百块钱，也只能硬着头皮说每月拿两三千。”

　　一位辽宁省农发行临时工则对本报记者表示：“给农发行做了多年，现在每月不过1000元，仅够孩子一个月的培训费。这些年加班加点从没给过补助，做的工作最苦最累，得到的却少之又少。”

　　“我们清晨出车的时候，孩子在睡觉，深夜回来的时候，孩子还在睡觉，终于知道什么是披星戴月了。”上述临时工说。

　　对此，农发行辽宁省分行办公室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工作十多年的临时工是不可能的，要说有的话，那都是物业的，而且没有政策说是临时工必须要给他转正的。”

　　被边缘化的人生

　　“目前农发行由国家全资控股，不仅赚的每一分钱都要上交，全部员工的工资都需要经过财政核定，农发行自身在财务上没有自主权。”上述农发行总行新闻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临时工的工资，只能从各地正式工的工资里面扣除一部分，所以临时工的待遇问题很难解决。”

　　上述人士同时强调，还应当看到，与商业银行和公务员系统相比，农发行正式工的工资并不高。“最近这些年，商业银行在改革之后，盈利状况大大好转，尤其是股份制银行待遇非常好，而地方上由于经济发展，公务员工资上升比较快，相形之下，农发行并没有什么钱。”

　　按照农发行目前常见的分类，作为劳务派遣工人的临时工被称为社会化用工，每年新招的大学生则被称为市场化用工，一般市场化用工在工作三年后可以转为正式工，但社会化用工基本无缘转正。

　　本报记者接触到农发行临时工普遍反映，“由于编制有限，现在能转为正式工的大学生，都不是一般人，往往是正式工子女。”

　　对严红而言，经历过那么多次的希望和失望之后，正式工的身份，仿佛一个奢侈的梦想。2008年底，严红努力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得了大学本科文凭，本以为就此可以参加市场化用工考试，结果仍被拒之门外，原因是她并非“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

　　但编制似乎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发行某支行临时工向本报记者透露，他所在的支行共有临时工11名，虽然该支行尚有多个编制名额，多年来始终拒绝给任何临时工转正。“听说正式工数量少的话，他们每个人的待遇就更好，而上级分行在奖金考核时也会照顾支出更少的支行。”

　　“我们的利益和正式工的利益是冲突的。”另一位农发行临时工直截了当地说，“临时工没有编制，工资无法从省分行调拨，只能从正式工的福利中扣除，向上报账时，我们的工资列在管理费用科目上，所以大多数正式工对我们没有好脸色，我们是单位里的三类人。”

　　谈及自己被农发行“抛弃”的过往，一位曾经的农发行临时工不愿多谈：“2009年我受了工伤，仍坚持工作，半年后病情恶化，合同终止，随后在病床上躺了3个月。这两年花费数万，没了工作，没了经济来源，但农发行从来没有任何慰问或补偿，什么都没有。”

　　本报记者还了解到，有些农发行地方分行出台规定，要求临时工司机年满45岁之后，必须转去保洁、厨师或门卫等岗位，否则就强制辞退，而正式工司机则没有这项要求。

　　无处不在的精神歧视则更令人揪心。上述辽宁省农发行临时工称，“我们做什么都要看正式工的脸色，哪怕是个司机因为是正式工对你指手画脚。正式工经常分东西，高兴了就给你，不高兴了就不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