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欧洲货币制度是一场“豪赌”
支持财政紧缩的新民主党组阁成功能改变希腊的命运吗？希腊政党换了一轮又一轮，与欧盟谈判也进行了无数次，然而，希腊债务危机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在笔者看来，希腊债务危机难以解决，是因为开错了药方。
就本质而言，希腊债务危机并非希腊过度福利、缺乏竞争力造成的，而是欧洲一体化“大跃进”造成的恶果。事实上，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新帝国”，欧盟自诞生以来，经历过数次扩张，欧元区成员国也由之前的6个扩展到17个，俨然成为一个过于庞大、松散的俱乐部。在无独立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环境下，赤字财政成为大部分欧元区国家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旨在确保欧元区财政纪律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实质上已经破产。
而债务持续的飙涨更是暴露出欧元区经济结构的致命性弱点：欧洲货币联盟最大的问题不仅在于分散的财政与统一货币之间的矛盾，更在于用一个货币标准把许多发展迥异的国家捆绑在一起，也就是欧元区固定汇率制度本身。欧元区成员国经济与竞争力表现参差不齐，两极分化愈发明显，长期存在的严重失衡外围国家经常项目赤字与核心国经常项目盈余，也就是大量储蓄从核心国转移到外围国，造成外围国家借债过度，形成债务积累。
而单一货币区的建构加剧了区内发展的不平衡。根据欧盟委员会去年欧元区报告，欧元区国家之间竞争力差距逐步扩大，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0年里，德国、芬兰等国家的竞争力相比其他成员国稳步提升，德国的GDP独占欧元区GDP总规模的1/3。数据显示，2002年欧元正式流通后，德国从2003年~2008年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地位，而其区内贸易比例高达70%。相比之下，包括欧元区三个大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希腊和葡萄牙等，竞争力都大幅下降。一方面，希腊等国劳动力成本较低且缺乏金融资本，自然成为资本的净流入国（即债务国），严重依靠资本借贷支撑；而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僵化和劳动力不能有效流动，各国工资能很难调整。数据显示，自从1999年以来，德国工资的涨幅比南欧少了20%，大大提升了德国的竞争力和生产效率，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了欧洲的市场份额。
相比德国，大部分欧元国家的经常账户都为逆差，且在1998年至2008年间出现急剧恶化：西班牙经常项目赤字扩大8.3百分点，至9.5%；希腊经常项目赤字更是扩大11.6个百分点，达到14.4%的创纪录水平，丧失了经常账户融资的能力。
货币红利和货币责任不对等，“搭便车”现象突出。欧元区是由具有共同利益的若干成员国组成的货币联盟，这种货币联盟利益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联盟中的每一成员都有以最小的代价谋求自身最大化利益的内在动机，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成员都有“搭便车”而坐享其成并产生负外部性的倾向所在。“欧猪五国”的货币波动性明显要高过其他几种欧元区原有货币，在欧元区成立后，他们获得了稳定的货币环境，包括较低的汇率波动、稳定的物价、低廉的融资成本和广阔的金融市场，使得希腊等国能够享受低廉借贷成本以维持经济增长，从而掩盖了其生产率低但劳动成本高等结构性问题。相关数据显示，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实际有效汇率被高估超过10%，同时低利率使其政府能够以更优惠的条件为债务融资，长期以低利率获得融资继而推升主权债务。
与其他国家相比，作为核心国的德国有强大的政治、经济、生产力和强大的“德国制造”。然而，欧元区却用统一的汇率和货币标准把 “强国”和“弱国”捆绑在一起，造成难以改变的长期经济失衡。因此，化解欧债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还在于变欧元区“固定汇率制”为“浮动汇率制”，对增长失衡进行对称性调整；否则，解决危机的短期之策，都是徒劳的。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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