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鹏：中央调度政策 促下半年经济“拐点”
继上周五央行降息之后，周六国内油价下调，降幅为3年来最大的单次降幅。周末公布的宏观数据可谓喜忧参半：5月份CPI同比涨幅降至3.0%，创下2010年6月以来的新低；进、出口规模双双创出月度历史新高；PPI和制造业PMI均环比回落，其中制造业PMI新出口订单指数和投入指数回落幅度最大，降幅均超过2个百分点。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的形势，既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又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调度”好宏观政策手段显得尤为重要。
6月8日降息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的首次降息，比很多人预计的来得早了一些。笔者在5月14日中央电视台《名嘴侃财经》节目中，曾提出可在六七月降息，不会等到第三季度。因为，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于一两个月数据的高低，而是有更深层次机制性矛盾，即过去两年间经济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包括实施大力度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对于经济运行可谓双刃剑。既是经济转型所必需，但也导致了一些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与房地产相关的上下游企业资金链绷紧。
我国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贸、地产、粗放式发展，这个弊端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随着楼市调控的深入，地方财政开始紧张，然后传导到钢铁、建材行业，一些港口甚至煤炭、钢铁大量积存。PPI和制造业PMI持续回落，企业扩张动力不足，其实与宏观政策相关。我们希望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加快结构调整，这个初衷不错，但如果政策转身太急，可能会遇到问题，有时还会遇到较大的问题。
最近讲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比较多，实体经济转型也的确十分迫切，但对金融体系的发展、转型有所忽视。不把金融体系看作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单纯地强调实体经济，则有可能把大好时机丢掉。
6月7日，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基金业成立大会上提出，要建立一个符合国情和现实需要的、强大的“财富管理行业”。笔者认为，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要让富余资金通过市场方式，与实体经济的需求相对接；二是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经营机制上要更加市场化，并适当放宽民资准入；三是壮大直接融资的比重和丰富直接融资的途径。如果不在这三个层次上加以改革创新，则市场资金多、企业融资难的局面就长期难以改变。
这次降息固然是为了降低企业贷款成本，激发企业扩张意愿，但客观上也会刺激部分资金向银行体系之外释放。
笔者认为，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应该把显著地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压缩间接融资比重作为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甚至可以考虑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维持零利率水平。我们应该减少银行的储蓄，而不是大规模的增加。因此，大家对正利率的期待不宜过高。当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要靠体制机制改革，其中包括建立一个强大的财富管理行业，也包括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
此次降息对于唤醒、激发企业贷款意愿，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同时，仍需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企业成长的持久动力归根结底是科技创新。就我国而言，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新兴产业大发展，投资需求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技术储备、技术成果的产业化程度都处于比较弱的阶段，这也是大规模投资之后必然出现一些局部产能过剩的背景。现在，企业贷款需求减弱是确凿的，需要通过降息加以刺激。
此次降息的同时，适度放宽了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迈出了利率市场化的第一步。由此，不同规模、不同资产状况的金融机构可以根据自己当期的储蓄情况进行政策调节。目前利率浮动幅度放宽得还比较小，今后可以扩大到20%-30%的水平，更加市场化。
我们还要审慎而积极的看待外界反应。在上周央行宣布降息之后，国外一些机构立即做出中国经济已经相当困难的解读。这种解读是有偏差的，中国经济面对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总体可控、可预期，正在实现软着陆。随着预调微调措施的实施，下半年经济有望出现“回升的拐点”。
笔者认为，我国经济仍然处于转轨时期，而转轨是要付出一定成本的。我们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与整体经济之间、各类金融机构自身内部，都还存在诸多的结构上的不合理。我们在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把庭院完全打扫干净之后再转轨，而是需要“带病转轨”。所以，采取宽松的宏观政策，向市场释放资金，是综合这些现实情况之后做出的重大抉择。如果把资金收得过紧，经济转轨中的部分成本就无以支付。尽管过去两年多时间，资金释放出去的的确比较多，但回收这些流动性不可太生硬，要考虑适度的“带病转轨”。降息与经济减速本身有关，但更重要的不是减速，而是失衡。 (董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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