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全球再次“保增长”能否化解危机
全球经济再次“保增长”，确实有许多的无奈。2009年以来，全球经济跌跌撞撞的复苏过程，是20世纪30年代那场经济灾难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复苏。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经济前景恶化远超预期，也许并不仅仅是欧债危机再次卷土重来以及全球经济衰退概率加大的恐慌，而是人们对各国决策者在越来越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面前束手无策的绝望。
恐慌和绝望背后折射出怎样的危机？4年多来，全球大规模货币和财政刺激之后，世界经济似乎又被打回到了“原点”。经济形势骤然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全球根深蒂固的经济失衡和结构性危机并没有通过政策刺激得以解决。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经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经济的政府驱动型复苏和资产膨胀型复苏，创造出两个副产品：高债务和高通胀。
2008年金融危机之初，各国政府弹药比较充足，并普遍实施了大规模的凯恩斯式扩张。发达国家政府试图通过扩大其资产负债表，向金融、居民与企业部门提供刺激来减轻财富缩水的冲击，进而控制去杠杆化的速度，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转移至政府部门，以政府部门的“杠杆化”抵消民间部门 “去杠杆化”。据联合国统计，全球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政府担保的金融业救援行动资金估计为20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世界GDP的30%；为应对经济衰退，2008年~2010年全球财政刺激措施总规模达2.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4.3%。
货币刺激已经用到了极限。为应对金融危机，全球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美元流动性增长了2.3万亿美元，广义货币供应M2已接近60万亿美元。全球流动性极度泛滥，但是可怕的是无论怎样刺激，全球似乎已陷入“流动性陷阱”。由于发达国家创造货币到银行体系创造信贷的传导机制被阻断，银行惜贷严重，银行放贷的能力或意愿甚至不如衰退之前。
全球旧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政策刺激从来都不是阻止危机的“缓冲带”。无论是凯恩斯式的财政扩张，还是量化宽松刺激，都没有真正扭转当前经济的危局，反而让更多人承受危机转嫁成本。全球经济面临的是经济全球化以来的一次结构性大危机：是发达国家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构性债务问题；是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下储蓄国与消费国之间的经济失衡问题；是全球旧有增长模式失灵的深层次顽疾。
发达国家债务问题早就不可持续，巨额的预算窟窿不是某一年的收入与支出不平衡，而是收入与支出之间长期的结构性不平衡。举债过日子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根据IMF的数据库，世界外债发行数量最多的前十个国家，包括了美国、7个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和澳大利亚，对外发行的债券占全球的83.8%。现在各国财政运转和继续举债的空间越来越小，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福利的刚性支出，增加偿债能力下降与债务负担上升矛盾的积累让发达国家的债务依赖型经济模式走到了尽头，而美国国债遭降、债务融资链断裂，将是对美国债务增长体制终结的开始。
反观新兴经济体，同样面临高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的风险。事实上，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不仅仅是各国政府的政策收紧，新兴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也在放缓，特别是随着外部需求不足的市场萎缩，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上升、货币升值以及环境、资源等瓶颈，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生产要素价格重估的开始。很多国家低成本的优势将逐步消失，新兴经济过度依赖资源、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也将走到尽头。
矛盾重重、险象环生的全球经济让增长调整没有退路。如果政策制定者还是一味的延缓和转嫁风险，而不是真正着眼于经济模式的转型和调整，那么全球危机必定会周而复始。（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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