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告别了由低生产要素成本构成的这样一个效率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了要以科技、管理、体制三个方面的创新驱动的阶段。而其中，体制的创新可能是最重要的，它决定了管理的创新，也决定了科技的创新。

　　《21世纪》：你认为当前中国需要怎样的创新环境呢？

　　邱晓华：首先，必须有一个自由氛围的前提，没有自由，不可能有创新。自由是创新的基本前提，我们现在还缺这样一个自由氛围的前提，各种管制还太多。先要破除管制，让自由更充分的表现出来。

　　第二，需要有一个容忍失败的文化环境，创新必然会意味着失败，不可能每一个创新都成功，那我们恰恰缺乏这种容忍失败的文化，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急于求成，宽容不足，这种急躁的情绪比较突出。

　　第三，要有一个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制环境，如果说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那么必然会扼杀创新的原动力。

　　第四，要有一个适当的投融资机制。创新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成果，让它变为生产力，成为产业，还需要通过一定的媒介，这就是投融资机制。

　　我说过中国不缺“保尔”，就缺“比尔”，主要指的是因为中国有形成保尔·柯察金这样英雄人物的这种机制，但确实很难形成比尔·盖茨的这样一种投融资环境。

　　此外，还需要有一个风险补偿机制，创新需要付出成本，创新有风险，这风险补偿机制不能够由创新者一个人来承担，要由社会跟国家共同分担，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好的、创新的动能的形成。

　　所以我们要深化改革，要破除各种影响创新的体制性障碍。

　　《21世纪》：近年来各地方政府一直在想办法来鼓励房地产发展，过去很多人说房地产绑架了整个经济，但房地产调控了两年好像经济也没受什么大影响，你怎么看？

　　邱晓华：我想客观地来看这个问题吧。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一个重要的内力，这是不为过的。房地产是解决劳动就业最多的一个领域，上千万人在这个领域工作，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战场；房地产业也是影响产业链条最广的一个领域，六十多个行业跟房地产息息相关。同样，它也是推动经济增长最直接、发展成效最易体现的一个领域。

　　但确实，目前房地产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既有房价贵的问题，也有房地产业发展遇到困难问题，还有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问题。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一些问题开始得到解决，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眼下，正是中国房地产发展的转折阶段，困难与矛盾增多，发展空间受挤，降价与涨价压力并存，调控任务艰巨，既要满足刚性需求，也要控制投机和投资性需求。

　　其实，中国房地产的生产问题要和分配问题、市场问题分开来看。由于住房本来就是一个融商品性和公益性一起的一个特殊商品，所以房地产本身存在商品性、公益性需要分开来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特殊商品当成普通商品来分配、来交易，那当然就会出现问题。

　　此外，住房毕竟是一个特殊商品，它既有消费功能又有投资功能。那么你对消费功能持一套政策，对投资功能应当也有相应政策。那么中国现阶段更应当鼓励消费，不是鼓励投资，但也不能禁止投资。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收入的增加，客观上需要有住房的市场交易，我们只能因势利导。

　　我们不能忽视中国房价太贵的问题。这种贵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政府应从土地、税费这两个方面去减轻投资者的负担。让投资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更轻的负担来从事房地产开发，以减轻高价格的这种压力。其次，应当对各个环节的管理进行监督，消除寻租腐败。对房地产的生产成本需要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合理的成本需要保护，不合理的成本需要加以监管，以此来避免虚高成本来加高价格。

　　经济总量超美国是一种趋势

　　中国即使是7%左右的中速增长，就是相当于两倍于美国的速度，也就是说美国走一步，我们走两步半以上，如果说我们按8%测算，就相当于三倍于美国的速度。

　　《21世纪》：早些年你说过2015年中国要超过日本，2049年可能要超过美国，实际上超过日本提前五年实现了。今后在每隔十年增速下降一到两个百分点的前提下，超过美国是否也有可能提前20年？

　　邱晓华：基本上说是这样。目前美国的GDP是15万亿美元，中国的GDP差不多接近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45%左右。美国今后的年经济增速可能也就是2%到3%，中国即使是7%左右的中速增长，就是相当于两倍于美国的速度，也就是说美国走一步，我们走两步半以上，如果说我们按8%测算，就相当于三倍于美国的速度。

　　所以从这个速度角度来说，中国有能力在2030年左右在经济总量上面达到甚至是超过美国，这是从数学上能算出来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人民币有一个升值的趋势，那么这种升值客观上也会提高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能放大中美之间经济比较的这种天平。

　　如果是这样，我们更希望人民币升值，现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大概是6.3：1吧，将来如果真变成五块几比一的水平，那么显然还有一块钱左右的上升空间，那么这个五分之一的空间就能放大五分之一的能量。

　　但是我们不应该在意经济总量是否在2030年，或者更早来超过美国。因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是一个必然趋势。关键是提高人均水平，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整体实力。只要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平稳的发展，或者说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态势，我们就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整体实力。

　　《21世纪》：有人说国家经常项目自由化后10年左右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现在中国经常项目自由化快20年了，是否到了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开放的时候？

　　邱晓华：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就是说是时间的问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但是说20年会实现经常项目自由化到资本项目的自由化，这也不是一个定律。日本从经常项目到资本项目的自由化，用了四十年，即从上世纪60年代起步一直到2000年才完成。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启动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本世纪我们进一步加快，加入了世贸组织以后，我们开启了42项IMF规定的资本项下自由化改革，现在我们只差那么五六项没有完全做到。所以，可以说人民币走向可自由兑换是一个必然趋势。

　　从现阶段来说，我们要把握好宏观经济的稳定、金融体系的健康、市场机制的健全、对各种监管体系的进一步的完善等等。同时金融的抗风险能力和它的竞争力还需要提升。监管能力也还需要一个学习、熟悉和逐步健全的过程。

　　从外部来说，人民币的自由可兑换、资本项目上的自由化，也需要一定的环境。我经常在想，如果美国允许中国拿着人民币到美国去自由的投资，那么中国人民币在其他国家的这种自由可兑换可能就没有问题了。关键是看经济大国强国是否接受人民币的自由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