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应增加对欧洲的关切
对欧债危机，郑永年并不悲观。“欧债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系统性和结构性矛盾的结果，因此也需要强政府的系统性解决方案。”郑永年对本报记者强调，“尽管目前欧洲各国难以出现强政府，但从长期来看，形势比人强，最终会逼出强政府。”
中国也难以置身事外。“如果欧盟解体，对中国也会造成重大损失。”郑永年强调，过去中国与欧洲由于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关系，所以对欧洲关注不多，但今天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欧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开始变化，因此中国应该增加对欧洲的关切。
欧债危机是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
《21世纪》：您认为，欧洲为什么会发生债务危机？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无论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是欧洲的债务危机，首先是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这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的崛起有关。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很快就发展到世界经济领域，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理想化，过度理想地认为全球化会形成一种完美的国际劳动分工，各国可以借其“比较优势”来促进无限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看不见的手”和“比较优势”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西方各国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经济结构失衡的道路。
具体来说，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产业转移所造成的不同产业之间的失衡。冷战结束后，很多欧洲国家加快了产业的转移，把大量的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甚至大胆地放弃了大部分制造业，而转向了高附加值的服务业。这就导致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失衡，在服务业中过分侧重于金融领域。
按理说，产业转移的目标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既可以在同一产业链上升级，即通过增加技术的含量来增加附加值，也可以通过把附加值低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发展新产业来追求附加值。但不少欧洲国家在没有找到新兴产业的时候，就把一些已有的产业转移了出去。产业的转移必然影响到就业，而就业又转而影响消费和政府财政等方面。这次危机表明，凡是制造业仍然领先的国家(如德国)，受危机的影响就小；凡是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如英国)，不仅制造了危机，而且影响到本国的制造业。
其次是，产业转移之后，导致了社会性投资和生产性投资之间的失衡。因为很多产业转移了出去，实体经济空间大大减少，生产性投资缺少了目标。西方的很多生产性投资是通过FDI的形式投资到海外企业。企业的大量出走，也导致了政府税基的缩小。而在欧洲的福利社会，政府需要越来越大的社会投入，但同时国内的税基减小。那么，政府的钱从哪里来？政府只有搞债务财政。大多西方政府的债务财政节节升高，在背后有很多因素，但社会投入的负担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再者，由于产业转移之后，过于依赖金融业，导致了创新与投机之间的失衡。传统上，大多技术创新都发生在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但是，在欧洲不少制造业被转移出去，或者制造业空间缩小，技术创新显得不足。因此，这些国家的企业把大部分财力用来搞金融创新。尽管金融创新也很重要，但这往往和投机或者冒险联系在一起。在很多情况下，金融工程和投机工程没有什么两样。而种种金融投机又反过来弱化实体经济。这次金融危机就是因为美国的金融资本把美国的实体经济(房地产)过分货币化的结果。
欧盟不能解体是解决危机的底线
《21世纪》：就当下而言，您认为应如何解决欧债危机？
郑永年：既然欧债危机已经政治化了，那么最后还是需要通过政治方式。欧债问题本身是经济危机，如果解决不好就会演变成政治危机。要解决欧债问题，还是要通过政治的方式。政治方式如何解决？从历史上看，欧洲历史上也经历过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最后还是出现强政府来解决这个危机。所以像英国人现在非常怀念丘吉尔、撒切尔，美国人也非常怀念罗斯福等政治强人，因为政治强人用政治权力来解决危机的能力非常强，手段非常有力。
从目前的欧洲来看，我们还看不到怎样产生这样的强政治、强政府。无论是社会还是资本，大家都不能做出让步，社会不想放弃福利，资本也不让步，政府要么讨好人民，要么讨好资本，但这两者都难以产生有效的政府。
如果不能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干预经济，欧洲经济就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呈现危机、衰退和滞胀的状态，但同时也要警醒，强有力的政府也可能给世界带来的威胁。但从长期来看，形势比人强，我觉得最终会出现这样一个“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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