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生：美国对IMF改革握有最终否决权
因为牵涉到各个国家的利益，IMF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必然会是谈判、磋商甚至是漫长的扯皮过程。
在“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一片嘈杂声中，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抛出的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论，把中国推到了此次舆论的风口浪尖。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变革都是由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物担当领袖重任，而这不仅需要其国其人胆识和魄力，更需要解决问题的智慧和能力。全世界对金融危机力不从心的特殊时期，也是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争取有更多话语权、决策权的机会。而成败与否，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天时、地利、人和。
对此，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提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是必须的，但也面临着诸多困难。至于中国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前景，他认为，首先美国和欧盟这一关，中国恐怕就过不了。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是必须的，也是困难的
记者：现在虽然问题千头万绪，但这次G20峰会，包括各国的表态和准备会议，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指向，对现在国际金融秩序的不满。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4月28日表示，国际金融危机源自国际市场无节制行为，人们需要金融市场宪法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应当将金融体系内所有参与者统一在一起，进行统一协调监管。您认为现在国际和金融秩序到了一个需要变革的时候了？
周春生：美国引发的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确实反映了金融监管方面存在巨大的监管漏洞和缺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金融市场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而全球化不仅使贸易关系不断密切，金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特别是那些主要的金融市场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它还会直接影响到其他的经济实体。比如美国的金融市场在某种意义上，对全球经济和金融都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这个背景之下，一个重要的经济体或者国家发展金融危机，很容易波及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正如我们经常讲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的金融监管协调就显得非常必要。
记者：您认为目前金融监管最重大的缺陷在什么地方？
周春生：第一，透明度不够，尤其是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对新的复杂的衍生产品的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第二，监管范围存在局限性，各个监管机构是对各个金融机构的监管，而缺乏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全盘考虑。到2008年，各个监管机构监管的是传统的金融机构，比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而以金融创新为主要经营方式的，比如对对冲基金——传统上大家认为对冲基金不涉及公共利益，所以疏于监管。
记者：国际金融体系应该进行怎样正确的改革才是正确的方法？
周春生：从法律上来讲，如何协调各个国家的监管和法律，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困难之一。另外就是各个国家的利益问题。最近全球关注的IMF的改革、份额的分配、投票权以及是否应该推出一个新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等焦点问题，因为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利益，所以就有不同的观点。美国的利益和观点显然非常明显和坚决，因为美国现在是现行金融体系最大的受益者，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我相信，在国际金融体系、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不会做出太大的让步。而美国在IMF占据17%的份额，对IMF许多重大决策都具有否决权。因为按照现在的规定，所有重大的改革和决策必须有85%的份额同意，只要美国的17%不同意，永远达不到85%。这意味着美国握有IMF的最终否决权。美国会不会轻易让出这个否决权，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但是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是必须的。从全球金融监管角度来看，除了透明度、会计制度、对各大金融机构流动性和准备金充足率的监管等问题都需要关注。而我认为更难的是全球金融监管的协调和合作。我们能不能建立超主权、全球性的金融监管机构。现在大家都提出更高标准的全球监管合作显得更为重要，但如何才能使得各个国家在金融监管上达成一致实现配合，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机构来执行这样的监管使命。这就牵涉到全球金融体系包括像IMF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但因为牵涉到各个国家的利益，改革必然又会是谈判、磋商甚至是漫长的扯皮过程。但我认为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各个国家都认为目前的金融体系确实有强化监管的必要，而且这种监管必须要求全球同心协力，统一合作。
相关新闻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