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教育部在全国部分高校启动招收艺术特长生的试点工作，招生人数控制在国家核定的高校年度招生计划总数的1%以内。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何评估这一特殊类型的招生政策？按照教育部官方文件的表述，试点工作的初衷是为了“活跃高等学校校园文化生活，推进素质教育”。这一政策目标实现了吗？

　　艺术特长生和校园文化生活

　　首先来看“活跃高等学校校园文化生活”。这句话隐含的前提是，大学校园文化生活是单一贫乏的，需要艺术特长生的存在来加以活跃。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一条件姑且成立的话——毕竟，那时候具备一项艺术特长的学生可谓凤毛麟角——今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居民财富的不断增长，家庭对于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性的变化。

　　变化在于，由于大学校园里具备一两项甚至更多项艺术技能的学生越来越多——钢琴十级者比比皆是——通过艺术特长生来活跃校园文化生活的基础性社会环境不复存在，校园文化生活繁荣程度对于艺术特长生的“弹性”降低了。经济学用“弹性”衡量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敏感性，即一个变量发生1%的变化将会引起另一个变量变化的百分比。如果自变量变动1%引起因变量超过1％的变动，说明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变动比较敏感，是富有弹性的；如果自变量变动1%引起因变量小于1%的变动，说明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变动比较不敏感，是缺乏弹性的。大学校园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如果绝大多数学生不具备艺术才能，容易出现“艺术荒漠化”现象，不利于全方位的人才培养。这时候，一两个具备艺术才能的学生就可以使校园文化生活的面貌发生很大的改变——从无到有——从而起到活跃、丰富、繁荣、引导校园文化的积极作用。换句话说，校园文化生活繁荣程度对于艺术特长生的数量是富有弹性的。然而，如果大学校园里具备艺术才能的学生很多，甚至超过一半的话，校园文化生活的繁荣度就会整体性上升。同时，艺术特长生对于校园文化繁荣度的贡献率也相对下降了，或者说，新增的艺术特长生对于活跃校园文化生活的贡献极其有限。这意味着校园文化生活繁荣程度对于艺术特长生的数量变得缺乏弹性了。

　　如果仅仅只是弹性下降倒也无伤大雅，问题在于，艺术特长生还可能给校园文化生活带来负外部性。当一个人从事影响旁观者福利的活动，而对这种影响或者不支付成本（给旁观者带来成本时），或者得不到补偿（给旁观者带来利益时），外部性就产生了。给旁观者带来不利影响的外部性被称为负外部性。当一个社群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具备任何才艺而只有极少数人具备才艺的时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绝大多数人会接纳、欣赏极少数人的才艺带给自己的感官享受，因为他们自己不会玩，只能看别人玩；然而，一个社群中具备才艺的人多了，他们就可能和极少数人产生矛盾和冲突。因为二者的专业技巧和艺术水准不相匹配——一般说来，艺术特长生的专业技巧和水准要高于普通学生——大家很难玩到一起。多数学生更喜欢草根型的自娱自乐，艺术特长生因为曲高和寡，不接地气，反而容易被孤立起来，不利于大学校园文化生活的整体性繁荣。

　　这就涉及一个根本性问题：校园文化生活是谁的生活？是全体学生的生活，还是极少数艺术特长生的生活？是所有人一起玩的生活，还是极少数艺术特长生在台上表演，绝大多数学生在台下欣赏的生活？在社会经济文化不发达的阶段，大学校园文化可能更多地体现为后者，但当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学校园文化就可能更倾向于前者。

　　艺术特长生和素质教育

　　再来看“推进素质教育”。如果把素质教育界定为和应试教育相对立的教育模式，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的话，坦率地说，通过招收艺术特长生来推进素质教育的目标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由于参与试点的53所高校几乎涵盖了中国最顶尖的大学，再加上录取名额极为稀缺，使得艺术特长生的招生录取成为事实上的高竞争领域，迫使所有艺术特长生不得不走上一条专业化训练道路，通过应试训练的方式提高艺术测试成绩，由此产生了以另一种面目出现的“艺术应试教育”。学生及其家庭付出了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通过不间断的重复性训练，不断提高对某一项技能，甚至是某一个具体曲目的熟练程度，却没有相应提高对艺术作品本身的鉴赏力与美的修养。由于学习艺术技能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进入顶尖大学的机会，许多学生对于所训练的技能并无真正兴趣，再加上训练过程极其艰苦枯燥，难免会产生反感乃至痛恨情绪，一旦他们借此进入大学——除非要继续履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很快将其束之高阁，有的甚至终身不再触碰。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艺术特长生，实际上是凭借家长的金钱和社会经济地位堆砌的产物，当然谈不上对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的引导与影响。所谓的素质教育，又在哪里得到“推进”了呢？

　　对于大学来说，招收艺术特长生的动力之一来自于展示学校形象。一般说来，展示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各级各类大学生艺术展演；另一个是对外校际交流，特别是境外交流。我认为，大学应当对此进行反思。展示学校形象，应当展示的是学生的真实精神风貌，也就是一所大学里绝大多数学生具有的状态。通过极少数艺术特长生的表演所展示的，只能是这些个别学生的状态，而不可能是大多数学生的状态。这是“虚假的繁荣”，是将极少数学生当成工具挣得的面子，不要也罢。

　　艺术特长生的现实处境和未来改革

　　实际上，艺术特长生的定位始终处于尴尬的境地。从艺术水准上来说，他们属于准专业人士——那些在某一艺术领域具有天赋和真正兴趣的顶尖学生仍然会选择专业院校——而且在大学里学习的专业和艺术无关，这意味着毕业之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不可能从事艺术领域的专业性工作；从大学人才培养角度来说，艺术特长生的后期培养压力很大。一方面，他们都是凭借降分（对于某些顶尖大学来说，降分幅度甚至有100多分）进入大学的，这意味着和其他同学相比，他们在学业水平上的差距较大，但大学并没有为艺术特长生降低学术要求，因此，他们必须要在学业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跟得上进度；另一方面，艺术特长生进入大学之前，一般要签订协议，保证在校期间的训练和演出等活动，这意味着他们将不得不为此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总是有限的，学业和艺术训练演出之间的冲突使得艺术特长生常常面临比其他同学更大的压力，甚至是无法正常毕业的危险。也许更大的悖论在于，如果一个学生以低于正常录取线100多分的成绩进入大学也可以顺利毕业的话，那说明只要高于这个分数的学生都可以被大学培养成才，大学还有什么必要需要那么高的录取分数线呢？

　　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独特的人才培养目标，人才选拔要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参与试点的53所顶尖大学不是专业性艺术院校，不承担培养艺术专业人才的任务。培养不出专业艺术人才，对这些大学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在大学生艺术展演上排名靠后，也丝毫不会降低大学的声誉和地位。那些在艺术领域有天分的学生，完全可以选择专业院校，那里才是适合他们发展的土壤。但是，如果培养不出杰出的科学家、政治家和企业家，不能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贡献，顶尖大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从这个角度上说，顶尖大学不应当将有限的招生名额用在对其自身和学生发展来说意义不大的艺术特长生身上，而应当尽最大可能发现寻找适合自己培养的学生，并将其培养成为影响世界，甚至是改变世界的杰出人才。

　　历史地看，艺术特长生可以理解为政府为了打破以高考成绩为唯一录取依据的招生录取模式，增加大学生源多样化的一种努力。这一方向并没有错，但效率太低，成本太高。如果大学能够通过综合评价模式选拔学生，录取与否的唯一依据不再是单一的高考分数，而是看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否满足大学招生录取的标准，那么，学生是否具备艺术技能就不再是关键性问题——他可以具备，也可以不具备。这时候，也许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实现理想中的目标：增加生源多样性，活跃大学校园文化，推进素质教育。这恰恰是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所为之努力的方向。

　　编后语

　　艺术特长生作为高校招生的一个项目，存在已久。本文的质疑，的确因为作者曾经担任北大招生办主任的特殊经历，知晓艺术特长生的真实生存状态，所以令人信服。编者也在大学校园中观察到，原本属于大学生群体的文化娱乐，因被艺术特长生“包办”，而让大多数学生疏离，另一方面，绝大多数艺术特长生面临着巨大的学业压力，这些都是实情。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大学不再需要艺术特长生，这一招生制度是不是就要取消呢？事实上，答案并不好得出。正如文中所说，“现在大学校园里具备一两项甚至更多项艺术技能的学生越来越多”，如果追根溯源，很难说这一现象与大学艺术特长生招生制度无关。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教育一直在被“应试”牵制着，考试，即使是艺术特长生的考试，本身也是一个“指挥棒”，指挥着家长群体从幼儿阶段就开始培养孩子的走向，只是在这个培养过程中，有的孩子发展成为艺术特长生，有的孩子成长为有艺术特长的学生。现在如果假设这一“指挥棒”消失，家长培养孩子的“风向”会有什么转变，真是难以预料。当然，文章的最后，笔者从招生制度改革角度给出的解决方案，也是切中要害——教育要改革，但改革的核心仍是对“指挥棒”的改革。（秦春华，作者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